第一百九十章 出发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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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候得云

　　《教堂的钟声》，体现了阿成一贯的风格。其中也包含了“新笔记”小小说共同性的特征：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始叙述。

　　所谓的新笔记，说白了，就是传统笔记小说在当代的翻版，有联系，也有区别。常常使用第一人称写作，或者是作者的主体意识在叙述的行进中起到导航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阿成的绝大多数小小说都是新笔记。汪曾祺的《陈小手》，贾大山的《莲池老人》，以及我的早期作品《二姑给过咱一袋面》，都可以看成是新笔记。

　　《教堂的钟声》在开篇的7个自然段里，也就是占全篇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的内容跟核心事件没有紧密的联系，顶多算得上是事件发生的“背景”。那个名叫“星”的旅馆，旅馆的设施，外面的大雪，俄国人的生活习惯，舞厅，等等。所有这些，在别的作家那里，可能三言两语就交待清楚了。阿成不愿意这样。他不惜耗用大量的笔墨将他们娓娓道来。背景与事件，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融为一体，使作品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厚重感。

　　同样，汪曾祺的《陈小手》，也是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始叙述的。“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接下来的几个自然段，好像都是“闲情偶寄”式的散淡之语，完全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

　　汪曾祺先生说：“小小说不能写得很干，很紧，很局促。越是篇幅有限，越要从容不迫。”毫无疑问，《陈小手》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实现了对这一论点的完美塑造。

　　这种漫不经心，不是随随便便，而是作家竭尽全力所谋求的悠闲与精细。

　　每一个热爱小小说的人，写作者，或者欣赏者，都应该懂得悠闲与精细的妙处。

　　在当下的小小说创作中，一个最明显的弊端，是“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像传染病一样广泛流行。我在不久前出版的创作随笔集《小小说的眼睛》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作家微拉?凯瑟，就把这种就事论事的创作手法看成是“新闻写作形式”，而小说创作绝对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形式”。观念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

　　不能没有“闲笔”。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忙里偷闲，为的让自己活得“滋润”一些。小小说怎么就不可以呢？在小小说中，“闲笔”的使用，最直接的好处，是打破叙述的局促感。

　　有人把我的《二姑给过咱一袋面》肆意地进行了涂抹之后，沾沾自喜地贴到小小说作家网上。那意思是说，大家都来看看吧，我的“修改”多么美妙啊。说心里话，看到这个分享，我的心情很难过。眼下有不少小小说作者，特别是新作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看别人的作品，不知道好在哪里，看自己的作品，不知道坏在哪里。换句话说，他们连一个合格的读者都谈不上。这怎么行呢？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作者，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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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姑给过咱一袋面

　　侯德云

　　序：

　　我们有时候会对某个人心生怨恨，并不是由于他或她做过有损于我们的事情，其实，他或她，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做我们所期望他或她去做的事情，而已。

　　他或她，什么也没有做，却使我们的心受到了伤害。

　　心的创伤最难愈合。

　　正文：

　　在乡下人的嘴巴里，常常会生出一些鲜灵灵的词儿，像清晨挂了露珠的菜叶儿，看着可心，入口也极爽。比如，形容一个人瘦，两条腿细长细长，怎么说？蚊腿！嘿，多文学！多尿性！

　　蚊腿是我老家的一个人物。一辈子草草木木地活，几无可歌可咏之处。不过，他却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处很深的烙印。

　　身为作家，总不能白端了国家的饭碗，隔三差五，总要寻思着作点什么。今个有闲，不妨捏住蚊腿，作他一作。

　　蚊腿的一泡尿水，愣是把个天儿呲得大亮。把家伙藏进裤子，蚊腿的心情就无缘无故地好了起来。轻飘飘地扭回屋去，一只糙手伸进被窝，使劲拍拍老婆的两片白腚，叫：“起来起来，收拾收拾，今晌儿咱家包饺子吃。”

　　老婆费力地撑开眼皮，嘴里操操的，骂蚊腿的八辈子祖宗，骂了几句，觉得没啥意思，就翘直了身子，舞乍着胳膊，往身上套衣服，嘴里仍不闲，问：“你个倒楣鬼，穷叫唤啥？”

　　蚊腿喜滋滋地说：“快起快起吧，今晌儿咱家包饺子吃！”

　　老婆就瞪圆了牛眼，吼：“你个倒楣鬼，做梦搂大闺女，想好事儿呀？包饺子包饺子，包你妈个小脚！家里穷得丁当响，哪有白面？”

　　蚊腿忍不住喷了火气：“臭德性！忘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二姑给过咱一袋面。我今天再上二姑家去一次，二姑肯定还能给咱一袋面。”

　　老婆咧着嘴笑：“真的？”

　　蚊腿伸手撸了一下老婆的饼子脸，说：“谁熊你谁不是人！”

　　老婆麻溜起身下地，屁股一拧一拧地忙上了。

　　正是夏深秋浅季节，小白菜长得正旺。蚊腿刮风一样去了自留地，又刮风一样拔了一筐小白菜回来。

　　老婆将小白菜用开水潦过，又纳抹布似的把小白菜一团团纳紧，丢在案板上，堆起一丘浓绿。接着，很小心地用筷子伸到锅台一角的大油（肥猪肉炼成的油）坛子里，签出几小块肉滋拉，放进一个小碗儿。停了手，却又怔怔地望着那个小碗。终于忍不住，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滋拉，放到舌尖上舔了一下。

　　老婆的把戏被蚊腿发现了，气哼哼地骂：“破老娘们儿，不怕嘴上生大疮？”

　　老婆吓得一抖，紫着脸儿说：“你舔舔，你舔舔，真香！”

　　蚊腿奔过去，舔了一下，咂巴咂巴嘴，又陡然一口咬下肉滋拉，猛嚼起来，含含糊糊地说：“唔唔，真香！”

　　饺子馅拌好了，老婆有些急，催促蚊腿：“还不快去，来回有十多里路呢。”

　　二姑家住在镇子里。蚊腿提了一兜子小白菜，往镇子的方向急走。

　　天儿眼瞅着晌了，蚊腿还没回来。老婆火烧火燎的，一趟又一趟，走到村头张望。

　　蚊腿东倒西歪回到家的时候，天儿已经晌歪了脖，满村人都吃过了午饭。

　　蚊腿是空着手回来的。

　　老婆气嚎嚎地说：“白面呢？你个倒楣鬼，没跟二姑提白面的事儿？”

　　蚊腿说：“她不主动给，我哪好意思张嘴要啊？”

　　老婆说：“你不张嘴要，她怎么能给？”

　　蚊腿叹了一口气：“去年我就没张嘴要，是她主动给的，谁知今年，唉……”

　　从此，蚊腿就跟二姑断绝了来往。二姑直到死，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跋：

　　很多年以后，我由一个乡下孩子，变成了一个城里人。我发现，即便是在城市里，拥有蚊腿那种思维方式的人，也很多，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有时候也忍不住自问，我是不是蚊腿那样的人呢？

　　相关链接二：

　　教堂的钟声

　　阿成

　　在新西伯利亚市，我住在火车站前的一家叫“星”的旅馆里。

　　旅馆里各种设施还可以。除了仙女和独角魔王之外，超市、酒巴、咖啡座、邮局（还卖各种旧的纪念邮票，极便宜），应有尽有。还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舞厅。

　　晚上没什么事，我常在旅馆的各个服务设施之间闲逛。

　　外界，似乎自入冬以来一直在下着大雪（看来雪还将下下去）。大雪正统治着这座寒冷的城市（我忽然明白俄国人喜欢穿长筒皮靴的道理了）。这样的季节里，俄国朋友经常去附近的山区滑雪（像在天空中滑翔的苍鹰一样），或者去森林打猎。可他们晚上干什么呢？难道就坐在壁炉前读《克雷洛夫寓言》，或者讲一些妖魔鬼怪的事故吗？

　　于是，他们就到“星”旅馆的舞厅来跳舞。

　　这里我只说与我有关的一件小事――是啊，我好像这一生也没有资格谈大事啦。大事离我太遥远，似乎是荒凉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便是一缕轻快的风也吹不到那里去了。

　　还是说我的故事吧。

　　我站在结满银色霜花的窗前，吸着味道有点怪的俄国烟。俄国烟甜丝丝的，有点像吐鲁番十字街头小贩儿叫卖的莫合烟。

　　我看见陆陆续续来跳舞的俄国人都把大衣存在衣帽间里，然后在卖鲜花的老太婆那里买一枝鲜花之后再进到舞厅里去（女人并不买，尤其是那种衣着像太空女性或时装模特儿似的女人看都不看）。

　　我怡然地看着这一切。

　　窗外款款地落着大雪。教堂的钟声透过一道道雪幕，逶迤地传了过来。上帝正在为人类叹息呢。

　　悠扬的钟声之下，我也想买一枝鲜花……

　　只是送给谁呢？

　　大大小小的钟声，响彻在新西伯利亚市住宅区的上空，那是为赎罪的人们清洗着魂灵吧。

　　我心里在十几次地重复着买花的动作：付钱，然后拿着那枝红玫瑰随着散场的人流走进舞厅――这才是悲剧的高潮。

　　教堂的钟声停了，渐渐地，余声也消逝尽了。

　　舞会已经进行一半时间了。卖花的老太婆膝前的那几只铁桶里也只剩下一枝玫瑰。

　　老太婆叹息一声，打算收摊儿了。

　　于是，我走了过去：付钱，买下了这枝玫瑰。然后，送给了这位老太婆（这个老太婆有点像鞑靼人，大约有七十岁，或者八十岁）。

　　我做了一个手势羞涩地说，送给您。

　　老太婆拿着这枝玫瑰，灿烂地笑了――窗外的鹅毛大雪像在圣诞之夜里一样。整个俄罗斯都在为她祝福啊。

　　她拿着那枝玫瑰深情地嗅着，然后像少女一样旋转着跳起舞来。

　　我站在一旁轻轻地为她鼓掌。

　　（整个故事，就凝聚在这二百字中。集中、简短、精炼。卖花老太婆的舞姿，有爱心的看客的鼓掌，这才是喜剧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