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精彩妙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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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见，《合汗衫》一剧写出陈豹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与继父多年在感情上格格不入，这不同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深层意识中的仇父心理，即俄底浦斯情结，而仍应归结为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他在母亲李玉娥的长期暗示之下，逐渐养成了对继父陈虎的仇视心理；加上陈虎不善于处理好这种特定的关系，使矛盾日益激化。尽管作者力图强调血缘力量、仇怨逻辑暗中支配的神秘而必然，追求一种戏剧悬念、陡转的效果，却毕竟掩不住生母李玉娥的决定性作用，是她培育了这颗雪报父仇的种子。

　　与生身父亲的血缘联系，其实只部分地制约着儿子的情感取向，母亲在儿子成长中的作用，其支配性意义还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证实。即假使生身父母早已双亡，则养父母便如同生身一般，因为不会因为生母改嫁带来伦理谴责，而且没有了蓄意复仇的生母的暗示。象杨么闻知养父母骨殖得蒙义士烧化，还保存了一些，悲喜交集，当即扑地拜哭道：

　　我杨么自幼失散父母，亏这抚养的父母恩养成人。不能报答，

　　反为我被仇人受冤陷狱而死，痛心入骨。幸得众兄弟协力，捉缚

　　仇人，实疑骸骨无存，……却得有心人仗义，为杨么将父母烧化，

　　收藏骸骨。这般恩义，又在众兄弟之上，杨么敢不拜谢！〔12〕

　　如果说，《合汗衫》侧重展示害人贼时露狰狞，总当不好（实乃玉娥不想让他成功地扮演合格的父亲角色）继父而屡屡以毒打来培养这一复仇的种子。那么，明人的名剧《白罗衫》剧仍突出了血缘的先在力量。说的是永乐年间进士苏云携妻赴官时被船户徐能投入水中，妻子郑氏被劫掠，虽幸而逃走，但刚生下的儿子却落入贼徒手里。徐能抚养作己子，名为徐继祖。长大后外出会试在涿州却巧遇祖母，原来老人从继祖相貌上看出绝类失踪多年的儿子。继祖为官后偏巧遇见生母郑氏来诉冤，想起所遇涿州老母诉说的事，凭着白罗衫和知情老仆了解了真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恶人徐能还在那里做美梦，自以为是当朝御史之父伙同贼众前来与继祖聚饮，被一网打尽。郑氏衔冤多年负屈诉告，理讼的恰恰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她当年也以死殉节，就没有后来的雪怨与团圆（苏云被投水后获救）。而贼徒徐能不论如何苦心孤诣地将劫来的幼子抚养大，并供其读书直至登第作官，别人的肉终究贴不到自己身上。一旦弄清血缘身份，“父仇不共戴天”的伦理使命就立刻催动儿子向假父亲复仇。这类故事母题中的亲子（或亲孙）相认，必有一件证实血缘关系的物件（旧物）为中介，而亲生母亲凭借着母子关系在其所主导的清算积怨大业中，往往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长大后的儿子终不负母亲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强调母亲这一形象在“儿子长大后报仇”母题结构中的作用，乳母作为母亲的替代，有时还可以“置换”复仇孝子的母亲，帮助孝子了解真相，敦促其决计复仇。《说岳全传》第56至57回写王佐入金营向陆文龙策反，使之醒悟正认仇为父，助仇为非，“若不肯信我言，可进去问奶妈便知道”，奶妈哭着证实了。特殊的生活际遇使奶妈之于陆文龙如同生母，她的动情力证是至关重要的，非如此则难于构成陆文龙倒戈复仇的契机。作品再注意交代奶娘的如何随陆文龙弃金投宋，岳元帅差人送奶娘回陆公子家乡居住，似乎也在暗示读者不要忽视奶娘这一见证人、又宛同生母般人物对陆文龙心理上的巨大影响，而王佐的成功是通过奶娘的中介才生效的。

　　但也有一些不幸的复仇女性未等到这雪冤的晴日。她们来不及看到亲子为父报仇。含恨以殁的钱氏女就为儿子们留下了这样的血泪遗言：

　　我因你等年小，我出身讨命（拚命），怕为他谋害，连你们不

　　保，故此含忍。你们若有性气，可出状告理，上复父仇，下雪母恨

　　。〔13〕

　　尽管这位复仇女性并未直接向仇人报复，但所做的一切却正是朝着最终目标坚定地努力着。就连她的死，也是以死在复仇的天平上再加一块沉重的砝码，强固三个儿子复仇的决心。死亡作为一种价值，遗嘱作为一份动员书，激发了生者以加倍的力量实施复仇。诚如作者所评：“……不期他有这样沉谋定力，坚守得住，见势不好，便能顺着公了，何曾圆变！十八年不露一毫怨尤，连儿子前不说，使他不测，何等智谋！何等力量！较烈烈一死的，似进一筹。”复仇素材所昭示的主体过人的谋略内在人格力量的坚强，的确是有着持久的审美内涵与艺术感召力的。而这些发生在女性身上，又十分符合其母性的特点及其心态性格特征。她们自身的弱点要求其要有更严格的审时度势眼光和斗争的分寸感，异乎寻常的果敢与聪慧。

　　由上面的描述分析可以看出，儿子长大后向继父报仇，起关键作用的乃是其生母和血缘伦理的力量。至于继父对养子善待（如《白罗衫》例）还是虐待（如《合汗衫》例），都改变不了孝子的复仇决心。善待孝子，也感化不了孝子，不会让其放弃复仇；虐待孝子，也摧折不了孝子。只不过善待而遭复仇的，突出了先在血缘情分终究不可阻挡地战胜后来的种种恩遇，血缘力量内化后又转化为复仇行动；而虐待孝子又遭报的，则突出了主体复仇动机的反暴成分，其由孝子内心直接转化为行动，是与血缘亲情本能结合的。此外，就是继父善待孝子，最终也不免受到仇报的，常有一种“反讽”的效果，说明其一切努力在强大的血缘纽带牵引下，都是徒劳的。

　　尽管女性复仇的能力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等远不如男子，但她们却有着男子无法相比的性别上的优势，可以为人妻、为人母。而女性之于人类的这两大功能，却都在一种有限中被充分发挥，用于复仇了。性别优势、婚姻与抚养幼童、幼子的母性本能，都无一例外地服务于复仇大业，这不仅说明复仇文学素材覆盖社会生活面的广大，更是昭示了伦理文化传统对素材系统影响的全面与深刻。性别、母性力量在男尊女卑文化中被如此充分地承认和肯定，对于传统妇女观的冲击，实在不应小觑。

　　女性在抚育幼儿复仇、养子向继父复仇中的主导作用，是与整个复仇素材中女性复仇这一分支密切联系的。这类极有特色的故事母题，突出展示了复仇文学的人伦情味，其深挚的情义建立在民族伦理价值观的稳固基础上，持久地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广为传播。

　　其次，上述母题蓬勃于市民阶层兴起之世，极为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以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传统家庭内在的伦理冲突、善恶矛盾对立现象，从而揭示了不平等社会一些普遍性问题，以及法律的无效率，民间屈枉之事的久久沉埋，密切了整个素材系统同现实生活、市井细民的关系，有效地汇聚了良善必胜邪恶的民俗期盼。

　　其三，该母题特定的曲折情节、戏剧性，尤其是极具戏剧因素的陡转（醒悟、重逢、指认等）等冲突场面，为古典戏曲提供了擅其胜场的情节母题，象俞樾《茶香室丛钞》卷17就发露过传统剧作《白罗衫》（儿子长大后向继父报仇）等有所本。而整个复仇素材也就不仅以其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之旨，又以其扣人心弦、动情入理的艺术魅力，在古代后期文学中有较大的覆盖面。

　　小议玄幻小说的巧合，伏笔与合理性

　　巧合，伏笔和合理性，就这三项而言，任其中一项也足以洋洋洒洒写上一大篇，且各人观点不一，恐怕写出来的也千差万别，在此不过就鋈说囊饧?云渲械牧?德约悠缆邸Ｆ???蓿?闹?莶荩?仓惶傅蒙闲∫槎?选?

　　最近也颇看了些玄幻小说，为了主角的快速强大，作者可谓各展所长，让各自的主人公奇遇连连。只是看得多了，总有些难以接受。缺少了伏笔的铺垫，巧合的频繁出现使得文章给人以突兀的感觉，且使得文章的合理性下降。虽然不可否认这也是一种写作风格，只是这种近似荒谬的成长，个人不是很能接受。喜爱这种写法的读者，可以就此关闭此文的阅读了。

　　在此先随便说上几个相当常见的关于巧合的例子吧。例子1：A被人追杀，眼看到了生死关头，最后一招出尽，闭目待死时，高人B从天而降，将A救下，将杀手赶走。例子2：A游荡中偏偏遇见高人B，B大呼A为奇才，坚持将A收为徒弟，A成为又一高人。例子3：A路遇一乞丐被打，救之，乞丐为高人B，从此B暗中帮助A度过难关。例子4：A逃难，走过一个地方，发现一队人行踪诡异，杀之，救一少女C，后来发现C为某公主。

　　个人意思并非指这些情景不应该出现，而是指在没有铺垫的情况下这样的出场总是太棱角分明了。从例子1说起：为什么高人总能在最后关头出现，主角总是有那样的好运气？将这个归结为巧合当然可以，不过假如能够缩小巧合的范围，使文章合理性增高似乎更好些。打个比方，如改1：先打下伏笔，伏笔1，某名人D举办生日庆典，其朋友遍布天下，纷纷往贺。伏笔2，传说高人B和名人D的关系也非浅。正题，主人公A被人追杀，听说了这些消息，偷偷逃往D所在城，因为其生日来往人等龙蛇混杂，更易于脱身，结果在通往D处的树林中被堵截。在追杀A过程中，B由于遥遥闻到血腥味（所以说高人不愧为高人），怕对朋友D不利，于是打算过去看看。在打斗过程中，其实B早到了，可是高人自有高人的行事原则，并不打算插手，直到看到A最后一刻使出了某密传绝学，使B确认了A的身份或引发了B强烈的好奇心，这才在最后一刻出手相救。单单从现象和结果上看，改1和例子1是一样的。可是通过伏笔和设定，改1虽然也有巧合，可是总比B忽然跳出，救人就走的巧合看起来要合理些。毕竟纯粹的巧合很难让人相信，巧合的存在也有其存在的基础，通过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才得以促使其产生。

　　再看例子2，原来高人都有随便收徒加在主角所在处找徒弟的习惯，且主人公需要是千年难遇的奇才，这种奇才用眼睛就能看出来或用一两句话就能体现出来。个人以为这样似乎合理性又差了些。继续打个比方，改2：设定1，高人B浪荡四海数十年，晚年想收个徒弟。设定2，高人B想找个合适人选，却由于其要求严格，虽四处寻找，却每每无法通过其考验。伏笔1，主角A所在地人杰地灵，出过不少人才。正题，主角A遇见高人B，高人B为A言谈或某天赋所吸引，暗叹多亏听说此处人杰地灵，果然没有白来。B也曾遇见天赋高者，但人总有缺陷，那些人总是在某项考验中无法通过。B暗中对A进行考验，A除了有天分外，在性格，人品等方面也均合B意（未必是性格好或人品好，看B的喜好了），加上几分运气，无意中竟然通过B刁难的考验。于是B大喜，死活要收A为徒。A在B调教下，终成又一高人……设定1可以在B首度为A吸引时写出，设定2可以在B对A的考验中写出。这样的线索伏笔布置，便促成了事件的发生，更易于让人接受些接着看例子3好了，高人难道总是躺在地上考验人的善心，而会去救人的也只有主角吗？假如好多人救过了高人，那高人岂不是要为了帮人而四处救火，同时拿个水晶球预测该去救谁了？改3：设定1，高人B由于朋友的背叛，伤心欲绝，从此不相信世间还有好人，酗酒度日。伏笔1，A虽面冷，但心肠好，每次见到乞丐，都会施舍。伏笔2，A脾气极为倔强。正题，A又一次遇见一个乞丐醉酒后无钱被打，上前欲救助。乞丐B不仅不领情，反而大骂A虚情假意，执意不要A救，说A救他就是为了让他欠A人情。打人的酒保冷笑，说此乞丐疯了，见人就骂。（在此便解释了为什么以前没人救他。）A牛脾气上来了，偏要救他，又不要他的人情。A，B纠缠不清，酒保拿钱离去。B问A想要的是什么，A嗤之以鼻。B不信A，从此紧跟A要还此人情，以免以后为A所要挟。A有难关偏偏不要B帮助，虽然过关总少不了B的少许提示。冷战长时间后，两人终惺惺相惜，默认对方为挚友。设定1随着B冰封心灵的慢慢解冻，从只言片语开始慢慢的交代其以往的心灵创伤。

　　最后是例子4，唉，现在公主真的是不值钱了，随便主角救个女的大多能发现这个女的有公主头衔。难道公主就这么多，让主角走在路上能随便一救一个？改4：正题：A在逃难，正准备往E国跑，忽然听商人说E国公主失踪，E国内正在四处搜捕可疑人等，于是不敢深入，在国境边森林中游荡。F等劫持公主，正逃出国境，由于追捕严密，也选择了森林这条道路。F等发现A，怕其透露行踪，派人杀A，反被A杀。A知其必难以善罢甘休，索性先下手为强，斩杀F等后，却发现一少女C。至于是否立即猜出其身份，就看A的性格而定了。

　　这里只不过是随便举的几个例子，实际上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而完善这种巧合的方法也很多。我这次这样写的目的，只不过是随我所想摆出个大概的情节框架。各人有各人的写法与设定，我也无意干涉作者的写作风格，只是现在发现很多作者为了赶情节，写起作品来如同记流水帐，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设定，伏笔。一个人物的出场，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几乎是独立的，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作者想到什么写什么，写到那算那。这种做法，虽然对于网络贴文聊博一笑的作品算不得什么，但假如真想写出一部值得推敲的作品来，显然是行不通的。如何写作，就要看本身作者想写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了。

　　本人虽然算不上写手，以前也小写过些文，因此深深明白，通常一个很简单的构思，想要完美的表达出来，没有一定数量的文字是很难的。这也是困扰很多作者的问题：自己的构思很宏伟，可是发现写来写去才只写了如此一点，作品的完结似乎遥遥无期不说，连进入自己想要描述的正题都显得那样困难。个人的意见是，不要急。建议首先写写短篇，练练笔。然后，有了对于情节架构的把握，再开始构思长篇。开始写长篇前，应该要有个打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既然开始写了，就不要急，一点点写好总比以后回头来重写舒服些。

　　好了，扯远了，回到正题上来，做个总结吧。个人以为，要完成一部好的作品，不要为了节省篇幅，让巧合百出，更抛弃掉伏笔，否则文章的合理性便会大大下降，让作品读来有种荒谬的感觉。巧合归巧合，也该有种水到渠成的样子，或者开始看起来似乎是太巧了，慢慢的对于此巧合便有了解释，让人恍然大悟般，原来是这样。就这个方面而言，古龙的小说（个人以为，玄幻和武侠本来就很相近）就是这样的典型。

　　《如何把自己打造成一炮而红的网络小说名家》经典三部曲之一

　　――市场细分，定位读者群体,雅俗共赏，调制大众品味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小说的目标追求。“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网络小说的阅读是一种大众式的快餐阅读，实际上也就是书的读者群的问题。一句话，什么人在读最热门的小说类型，就写这种类型给他们看。现在，起点现存的书库里数量多，品种繁杂，它们的读者数量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看架空历史的人数和看都市类的人数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数量不一样，读者的年龄层次，上网时间和长度等上网规律也不一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众多写手不好意思承认这个。认为自己爱怎么写就这么写，我觉得一定要承认，没有读者群，你写的书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空间，如果你是抱着孤芳自赏的心态，那另当别论。

　　大众群体的数量要比小众群体的数量要多出10倍、20倍，甚至百倍。热门小说认定的就是这群人。实际上，阅读的层次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大家的选择是非常的多样化。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人不可能什么样的书都喜欢看。

　　现在，我想谈谈我自己对热门网络小说的阅读主体作的一个分析，就是哪些人在看网络小说。这算是一家之言吧，之后我们可以共同讨论这个分析的正确性。我认为，热门网络小说的阅读主体，目前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13岁到17岁，初中和高中学生为主要群体。西方玄幻类、仙侠修真类、网络游戏类应该是这个群体的阅读对象，这群人的阅读非常具有强势。但是他们的阅读是非常有特点的。特别是初一到高三，一共有六年，这中间是有区别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部分人的阅读特点就是自主阅读能力差一点，同学的影响力更大一些。他们刚刚接触网络，好奇心重，在选择上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是其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教材和教辅的压力特别大，其实课外的阅读量并不大，所以对某本书的持续关注性程度不会很高，即使它很热门。

　　第二个读者群体就是18－22岁的大学生群体，其实起点的读者很大一部分都是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以外，考虑的就是将来以后怎样进入社会。所以他可能不仅学自己的专业，还学专业以外的很多的东西。我认为，这一时期更多的是一个成长规划期，阅读的面也会更宽泛，更深入，层次也会更高一些。这一群体绝对是强势部分。尤其是因为上大学了，相对独立了。钱在大学生的手里，有很多去处。很多VIP会员就是大学生所以在写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大学生这个阅读主体的心理，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什么类型的书才能吸引他们的眼球？都市创业类、军事格斗类、游戏竞技类应该是他们的首选对象。大学生的上网时间比较充裕，是追捧热门小说的忠实粉丝和中坚力量。

　　第三个读者群体就是22－4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他们的特点就是已经进入社会，要在社会中随社会的调整和变化而调整变化。他们的心理相对比较成熟，上网看小说多半是基于放松心情而来。幽默诙谐的都市小说是他们的首选。

　　整个三个读者群的分类大致就是这样。13－45岁，往上走和往下走都不是没有读者群，但是13－45是强势市场，其它人群不可能形成有规模的畅销书市场。但是，13－45岁这个年龄段，实际上还是应该可以有一个更加细分市场的。有些作者大概觉得市场越是细分，书就越少人看。实际上不是这样。读者群越是确定，书就越是多人看。

　　关于热门小说的问题，特别是每周的三江和强推出来的时候，我想谈两点争议比较大的方面。

　　每次大家聊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就是书的品味和文笔问题。因为大家不是认为文笔差，就是情节老套，比较低俗。这种说法比较多，也经常会干扰起点的编辑选书的信心。如果说上榜的书品味比较低俗，它是不可能上榜的。

　　我认为能够热卖能够让更多的人进VIP掏钱看的书，它的品味，应该是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那个点上。编辑常说，推特别高雅的书，高到和者太寡的情况时，确实是不会有几个人看的，因为网络小说的的确确是快餐式文化。我想编辑们无疑也曾经推过这样的几本书，确实不好卖，无论你有多好的心愿也不行。失败的例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呵呵！所以善于在潮流和品味之间把握的编辑，一般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

　　你要是想写得特别低俗，你不妨试一试，你只要把内容写的稍微低俗一点，小白们就会出来举报。其实，我十分相信现在大多数的读者对品味的把握能力是很强的。他们要看的书，真的不是那种俗的都不能看，或者是高雅到自己都看不懂的那种书，他们选的是中间的那种。

　　第二就是关于文笔问题，其实大多数写手的文笔都不高，包括我自己（大家去看看我的【重生如梦】就知道有多少骂了！），文章不是天生就会写的，即便是成名的大家，他的处女作说不定文笔比你的还差……。我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文笔不重要，文笔很重要，只不过一本书能够迅速窜红，文笔并不是唯一的要素。背景设定新颖、提炼素材有亮点、人物性格刻画、情节伏笔、高潮的张驰有度，细节的描写入微……种种都可能影响书的持久力。

　　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较

　　人们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民族对智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国人所代表的东方智慧观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

　　中国有过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一天到晚鬼迷心窍地搞什么“1＋1＝2”的数学猜想。当时周围的人都把陈景润视为呆子、怪人，要不是洋人抬举了陈景润，他一直会被认为是智商接近弱智者的痴愚人物。陈景润的论文登出后，中国的反应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却兴奋起来：“你们中国有个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我们要请他去讲学。”洋人给陈景润的痴愚平反摘帽，但仍有许多中国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怪才嘛”。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中国的聪明人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不会做这些的，均被列入“老实”、“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人之列。中国有句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陈景润那样不懂做人学问的洋才在中国找老婆都难提到科学，有些国人会不服气：“中国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载人的火箭飞凳……”。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万氏等人，都是历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原因的《物理学》，并提出自然科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空间”、“时间”、“运动”。亚里士多德还首先提出《方法论》问题，总结出“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推理方法。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创立了力与运动关系的“运动定律”（后来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发生疑问，提出了“惯性定律”）。在牛顿总结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后，宏观力学基本成熟，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微观力学又开辟了新的时代。可以说没有“力”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

　　与此相比，东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感性思维上。东方哲人虽不擅长提出抽象概念和创立法则定律，但却善于讲故事，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浅显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古代哲学都寓于名人的教诲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这三个寓言，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一样，但中国哲人却无法把这些具体的寓言抽象升华为一个理性概念，洋哲学家则把中国哲人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内涵抽象概括为一个概念：“教条主义”。再比如“掩耳盗铃”、“疑人盗斧”、“罚人吃肉”三个寓言的意思也一样，中国哲人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寓言抽象为一个概念：“主观主义”.

　　中国的寓言类似于西方的童话，但童话是给儿童看的，因为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差。而中国的寓言却是给成人看的，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寓言就是“成人的童话”。中国的国民性是什么？鲁迅无法用理性思维得出一个抽象的概念，只好借用感性思维的寓言方式，写了《阿Q正传》。当然鲁迅用感性思维的方法是用对了，因为中国人对理性抽象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理性强的学说很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接受。

　　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测试个人智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西人用IQ试题检测你的发想力、推理力和创造力，然后给你一个大脑IQ值。西方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是以测试学生的推理想象能力为主。古代中国怎样评价个人的智慧呢？这就是科举考试，用写文章来评价你的智慧程度，秀才、举人、进士的差别就在于写文章水平的高低，文章写得最好的被皇帝赐封状元。一个家族如果出一个状元，那是极其荣耀的事，会永久记载在家谱中成为后人的骄傲。

　　中国科举考试考什么呢？既不是考应试者的逻辑推理和想象创新能力，也不是考应试者掌握知识的数量和准确程度，而是考应试者的“文采”。由于文采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中国的科举考试不象西方大学考试有一个客观的分数，考生在科举考试中排名完全由主考官个人的好恶来决定。

　　中国所谓的“文采”又是什么呢？这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定义，很难用语言来精确说明。大致讲来，有“文采”的文章，作者不是简单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用比喻、借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来间接婉转地表达思想，平铺直叙讲大白话被认为文字水平较低。古代中国把文学表现手法称为“赋”、“比”、“兴”，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西洋没有“文采”这个概念，只好把“文采”翻成“literarytalent”，西洋人也很难理解中国文人追求的“文采”到底是什么东西。

　　西洋画的特点是写实、写生，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而中国画的特点是写意，画家用比喻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样西洋文章的特点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东洋文章的特点则是文字表达的比喻和夸张，动不动就来个“白??三千丈”。洋人小说中描写美女，直接描写她眼睛怎样、脸庞怎样、身段怎样、表情怎样，而中国古代小说描写美女却喜欢用比喻的手法：“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中国人认为为了达到“文采”效果，牺牲描述事实的准确性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有张继的问题诗《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本应该是黎明时分，后面又说“夜半”，夜半与月落的时间相关显然不对；乌鸦是白昼动物，和鸡一样晚上睡觉，半夜听到乌鸦叫，就像半夜鸡叫一样不自然；再者寺院也鲜有半夜敲钟的，“夜半钟声”也让人感到诧异。由于中国诗词并不著重“写实”，而著重“写意”，只要意境好，即使诗境与现实不符，也仍被认为是好诗。

　　中国古代创造过多种文学题材，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非常强调讲究文采。新文化运动前，白话文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人玩艺儿，有水平教养的文人都是吟诗作赋。《三国》、《水浒》等小说本来写的不错，可是作者每每到关键时刻，总忘不了赋诗一首，来个“有诗为证”，硬塞入一首不伦不类的诗，试图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文采”。作者似乎是想说：“我不是只会写白话文，我也会写诗”。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科学”？其关键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创造出直接准确描述事物的“论文”体裁。西洋人把文字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中国人把文字当作卖弄学问的敲门砖，动不动就要来一点“赋比兴”的文学手法。如果请一位中国状元起死回生来描写一个化学实验，很可能会是这样：“当酒精灯烧得像早春二月阳光一样温暖的时候，放上一只少女眼眸般光碧晶莹的烧杯，加入宛如观音菩萨玉瓶里露珠的清澈洁净蒸馏水，即刻发生令人赞叹不已的奇妙化学反应，快似疾风，速比闪电……”。

　　中国文人极其重视文字的华丽和表现的优雅，却非常忽视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经常不分场合滥用文采修辞，因此中国无法诞生西方式科学论文体裁。有人以为洋人读枯燥无味的科学论文是因为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自然科学并不象现在，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纯学术”。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洋人为什么会对那种枯燥描述自然现象的毫无文采的科学论文发生兴趣。

　　有人以为中国在搞了科举考试以后，才出现重视文采不重视思想内容的倾向。其实中国重文采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汉代尚没有科举考试，但汉代的特产“汉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文采轻内容的文体。司马相如写了一篇《上林赋》，其受欢迎程度居然搞到洛阳纸贵，但《上林赋》除了通篇的美丽辞藻外，却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由于中国人的智慧观，把写作文采当作智慧的标准，造成长年来中国文人华而不实的文风。古人也感到这种重文不重实的行文弊病，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过一个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古人朴实的文风，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百年前的《三国》《水浒》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白话文一直在中国文人界吃不开。白话文可清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无法用文言文书写细腻情感的小说。中国文人放著准确表达思想的简单白话文不用，偏喜欢用连断句都要费几分脑筋的复杂文言文，还喜欢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释的典故，更让人难于理解。

　　如果说白话文长于“表达思想”，文言文则长于“卖弄学问”。“表达思想”越简单清晰越好，而“卖弄学问”却是越曲折绕弯越显得有学问。明明可以用简单直接的话讲清楚的事，中国文人却要借古怀思，引经据典，搞得十分复杂。你用简单的词句，会被认为是学识不够，文采不深。用地摊小贩都会讲的白话文写文章，没有赋比兴的烘托，没有起承转合的文脉，不引经据典，如何展现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华丽的文采？

　　五四后模仿西洋的新文**动在中国兴起，下里巴人的白话文才在中国登上文坛。胡适等人提倡学习西方的写实文风，少用修辞，不用典故。据丰子恺回忆，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正值学校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学，要求学生作文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一个学生写自己奔丧时用了“星夜匍伏奔丧”，被老师责问：“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地上爬去的吗？”

　　尽管废除科举引进西学以后，中国人的智慧观有所改变，但中国仍然是诗的国家，人们喜欢比喻和夸张，喜欢中国画那样诗般的意境，对西洋追求真实的科学和追求写实的艺术，总是敬而远之。中国极少会有人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单纯出于兴趣去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那样缺乏文采的论理文章（陈景润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东方的智慧也有其闪光之处，在研究人性的缺点并加以利用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西方无数的军事学家、将帅参谋，打了几千年仗，却从来没有想出过“空城计”这样的绝计。如果用同样的兵器，古罗马军团无法战胜善于用计的东方将军。治理中国自然也要用中国式的智慧，西洋式的智慧在中国行不通。

　　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东方人则把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西方人看来陈景润比诸葛亮更智慧，因为陈景润和爱因斯坦是同一类人；而东方人看来基辛格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因为基辛格和诸葛亮是同一类人，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东方智慧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一个计谋家生在西方是一个悲剧，一个发明家生在东方也是一个悲剧。毛主席如果生在美国，一辈子只能在图书馆做一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爱迪生如果在中国，一辈子也只能在药铺里当一位普通的售货郎，同样找不到发明创造的机会。

　　按照西洋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思想发明的民族；而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则是一个深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绝顶智慧民族